影视圈评优奖项不在少数，但“比烂”的奖项，一定没那么多。

在“比烂”这门学问里，“有口皆碑”的金酸莓奖，又是当之无愧的“C位”，虽然差评不易做，但它坚持吐槽40年。

当地时间3月11日，第43届金酸莓奖按惯例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前一天揭晓。长期以来以演技见长的好莱坞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今年阴沟翻船，一人独中三元；最烂影片则由梦露的传记片《金发美人》获得。

(资料图片)

《金发梦露》电影海报

评选最差电影奖项、尤其针对大公司大制作电影的金酸莓，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奥斯卡的对立面。

为啥四十多年了，人们会像期待奥斯卡结果一样期待金酸莓颁奖？

烂片“催生”金酸莓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约翰·威尔森是一名资深影迷，从小看着那些“奥斯卡最佳影片”长大，后来他在一家制作电影预告片的公司找了份工作，参与电影宣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一派烈火烹油的繁荣景象，电影院像咖啡馆一样随处可见。在当时上映的影片中，除了主流制片厂的大制作外，还有许多是B级片。这些电影因为成本低、制作人员鱼龙混杂，所以大多数影像质量低劣、故事猎奇。

威尔森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看过的几百部烂片，觉得也应该有人给它们颁个奖。于是，在回过神来的1981年初，他在家中举办“奥斯卡派对”的时候，一个质疑电影优劣的念头在他的心中扎根发芽。

在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直播结束后，威尔森的派对并没有立即结束，他转身拿出另一份名单，请派对参与者为当年最差的电影投票。经过30多位“评委”的投票，《停不了的音乐》被选为当年的最差电影。

第一届金酸莓奖共有30余人参与，一些洛杉矶地区的小媒体报道了这一奖项。等到第二届时，参与人数直接翻倍，第三届时再次翻倍，使得威尔森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寻找更大的场地，颁奖现场也逐渐专业起来……

大体量的影视作品同时催生着大体量的影视批评，影视批评俨然成为了另外一种大众文化类型。可以说，是烂片横行“催生”了金酸莓奖。

迄今为止，金酸莓奖的主办方金酸莓奖组委会背景构成相当多元，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650名付费会员，每年40美元会员费是其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

不止看个乐呵

尽管奖项类目不如奥斯卡丰富，但金酸莓奖史上的提名或得奖名单也蔚为壮观，还时常出现一些眼熟的名字，比如美国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和唐纳德·特朗普、歌手麦当娜、布兰妮、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过去40余年里，不少好莱坞电影人在收到金酸莓奖时表示愿意接受。

1996年，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成为第一位前往颁奖礼现场领奖的电影人，其获奖片目是好莱坞电影《美国舞娘》。

2010年3月，美国女演员桑德拉·布洛克同时收获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和“金酸莓”最差女演员两顶“桂冠”，她也欣然前往现场领奖。

金酸莓奖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问过去的功绩，只看当年的表现。因此有不少奥斯卡奖得主同时也兼获金酸莓奖，比如汤姆·汉克斯、哈莉·贝瑞、妮可·基德曼等。

的确，获得奥斯卡奖项是可以彻底改变人生的大事情，但它并不是得奖人在创作上的“免死金牌”。

汤姆·汉克斯因为传记片《猫王》里的表现“喜提”今年金酸莓奖“最差男配角”

金酸莓奖针对的也不只是明星，而是所有表现配不上名气的电影人。

名气在金酸莓奖这里会碰壁，但批评却永远不会沉默。

在华语电影圈，也有一个名为“金扫帚奖”的批评类电影奖。

纵观历届“金扫帚”得主，刘亦菲、孙红雷等知名演员赫然在列。可见，即使是我们所说的“好演员”，也有得奖“风险”。

“金扫帚”创立十四年以来，王宝强是唯一一位来现场领奖的明星获奖者，他还准备了获奖感言。

“我是第一次领这个奖，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我欠观众一声对不起。”

能大方地捧起批评的奖杯，更是一种坦荡和勇气。问鼎“金扫帚”，比获得其他恶评更有意义。

这些批评类奖项更像是在为一堵名为“行业标准”的围墙添砖加瓦，带着傲慢或敷衍入局的人，一定会被困得越来越深。

我们可以质疑它们不够权威、全面，但建立生态更加健康的影视圈，影视差评机制应该也必须存在，我们需要它们来当撕开华丽长袍的“坏人”、当为观众发声的“嘴替”。

认真批评好过敷衍赞美

为什么我们需要金酸莓奖、金扫帚奖？

因为用钱买到想听的声音实在太容易了。

好莱坞每年颁奖季不成文的公关运作、国产电影不惜重金为数据和口碑“注水”……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背后，是真实批评声音的消失。

对创作者来说，比脱节更可怕的，是脱节而不自知。

这是创作者的傲慢与偏见，也映射出了当时一个更为致命的现象——观众不再抱有期待，好坏照单全收。

但越是这样的环境，就越是需要差评。

文艺创作稀缺的自省和勇气，恰好能由批评类奖项带来的反向声音和多元化表达做一些填补。

“金酸莓”“金扫帚”的评奖与颁奖，打破了专业影评与普通观众的界限，它们的存在，至少说明了还有一种声音能够体恤广大影迷的情绪，时而敲响文艺创作的警钟，时而拉起电影工业倒退的手刹。

同样，光有一颗“酸莓”、一把“扫帚”是不够的。几十颗“酸莓”一起“酸”，几十把“扫帚”一起“扫”，当唱反调的人成了气候，观众才会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一声不吭地忍受着烂片，自己的审美和三观不该被如此随意地冒犯。

好在，近些年观众鉴赏水平逐渐提升、话语权逐步扩大，情节漏洞百出，就会受到各种“扎心”吐槽；服化道与历史现实严重不符，就会被“考据党”们揪出重重bug；人物塑造呆板突兀，哪怕有再多明星加持，也会被观众果断弃掉。

观众在观影旨趣上越来越讲究，就会倒逼文艺创作者更加重视与观众交流。知耻而后勇，有了痛感的败，才会开始改变。

因为，影视批评的繁荣是文艺创作最应该珍视的宝藏，创作进步更期待评价体系的实事求是。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创作者。

当然，影视批评还是要以良知和伦理为准则。

今年金酸莓奖更大的争议在于，年仅12岁的童星赖恩·基拉·阿姆斯特朗获“最烂女主角”提名。有人认为，一个成年人评选的带有嘲讽意味的奖项，认定一个未成年人是“最烂”之一，本身就是一种以大欺小的不齿行为。

最后，金酸莓奖撤回了这一决定，并以“提名失误”为由把本年度“最差女主角”颁给了自己。

我们在呼吁好的影视作品的同时，更需要好的影视批评者，健康的影视产业从不惧锐评。

而除了讽刺、批评和嘲弄之外，“金酸莓们”更想传达给生生不息的电影行业的，是“请每个电影人，都做更好的选择”。

如果不能直面“金酸莓们”的批评，那么“奥斯卡们”的赞美也将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