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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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书笔记吧。现在你是否对读书笔记一筹莫展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命名为《万历十五年》,虽然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大历史观,但是呈现的是立体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历史教材或者历史电视剧。就比如戚继光,民族英雄,但能在盘根错节的政治中,稳如泰山、步步高升,难道只靠军事才能、爱国热情可以做到的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但我从历史中读到历史时代赋予历史人的枷锁,却掩饰不了首先是作为人的本性,万历作为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然走不出深宫囚笼;作为一个男人,喜欢谁都要被人管束,想给老婆送礼物都要打白条;作为一个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欲都要被人指指点点。一个想要赢得身边人、天下人的认可,却感觉力不从心、无人理解。皇帝也首先是个人,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等也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历史人物。看完《明朝那些事》,感觉王阳明活得最明白,过得随心。
另外,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火者、裸奔,比现代房车还房车的轿子……古人真会玩。
这本书可能以后再读时会有更深的理解吧!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习,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习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一●相关书讯: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诋毁,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诋毁,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万历十五年,是按阴历,若按阳历是公元1587年,但实际是1587至1588年初。
第一个要讲的自然是万历皇帝,他生于1563年,死于1620年。9岁登上皇位,是为万历,所以在位时间是1572-1620,共48年。
从年龄上来看,他刚登上皇位时,需要多方协助,于是引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死于1582年,1587年时,他已经不在世5年了。他的继任者是张四维,但是很快因为患病,一病不起。而另两位资历深厚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所以就把第三个人物——申时行推到了首辅的位置。虽然资格最浅,但得机会垂青,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申时行1583年上任,到1587年时,他在任四年。1591年,他被迫离职。
第四个讲的是海瑞,他是1587年11月13日离世的,而第五个人物——戚继光虽然是1588年1月17日离开人间,但按阴历算,是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最后一位——李贽,如果我们非要和1587年进行关联的话,他是在一年后的1588年剃度为僧了。
简单说呢,这书就主要是写了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三个忠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1587年表面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但实际已彰显了大明的终结。当时万历只有24岁,按说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但是什么导致他从励精图治变的心灰意懒,甚至于连最后30年都不上朝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传位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下的儿子,当然他也不能给予这个女人皇后的名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张居正有关,万历从张居正身上看到了阴阳之分,我认为就是高尚和自私吧。有时想想,这是人性,肯定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应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由此,万历感到心灰意冷,从而消极怠工。
这六个人,在同一种机制下,虽然分属不同的职位,但都被机制所挟制,哪怕是贵为皇帝的万历,其中主要的利益集团就是庞大的文官系统。这一年,若万历勤于政事,那么有很多事情也许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如此的结局。在国内,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为后来征服明朝做下了准备。而在国外,1587年——西班牙征英的前一年,那自然也是准备的一年……
在牛年春节的这段时间,再读一遍《万历十五年》,上一次阅读是20xx.11.05,看的是珍藏版,增订纪念本。回首之前,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尤其是对照投资上许多个股的走势,努力思考当时的想法和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再反思发现虽然不能全部避免,但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更好,所以我希望牛年正式开市后,我能更认真的思考然后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万历十五年》讲述了明代从繁荣帝国走向崩坏的过程,是对“明”这个朝代败因的总结。在这一年里,无数骇人听闻、在当时却十分寻常的事件,诉说着这一朝代的破败不堪。然而在这破败不堪的年代里,我看到了仍有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对于国家的信仰奋斗着,让人不能不为之感动。
明代走到了万历十五年,法制体系崩毁,社会秩序靠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维持。加上极低的官俸,缺乏组织、管理的税收与生产,腐败成了生存必须,人的欲望便开始将社会往邪恶的方向引领。无法用法律管束的欲望毫无限度地膨胀,百姓生活无人问津,各集团只顾得一己私利,“阴”与“阳”的距离越拉越大。与此同时,皇帝也受不了对自己那异乎寻常的管束,开始消极怠工。国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但是有识之士仍然存在。张居正作为一朝元老,提拔人才,整顿朝廷,试图扭转国运。书中的张居正作风强硬,英明果断。尽管对张居正的生活、作风书中略有贬意,但毕竟可以看出,张居正并不是按自己私欲行事。但他死后,因其过于强干的作风而被对手们毫不留情地抨击,家财尽没,儿女尽削职为民。以这位太师的眼光,未必料不到身后之事。因此我认为,比起一己私利,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对张居正而言更有意义,也是他不变的初心。
相同际遇的人不可计数:戚继光横扫倭寇,修缮边防,却只能一人终老;李贽生前声名远扬,多有著述,却落得个狱中自杀的下场。他们都没能得到善终,都遭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只要一有机会,做过事的他们仍想再做一次。海瑞也是如此-------一意孤行、钻牛角尖儿,让部下连家人都养不活的他,不算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但揣一颗奉公廉洁之心,全然不为生活的困难、现实的残酷而折腰。两次当官,他的态度一点没变,仍为天下苍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
万历十五年,表面是一个普通年代,而我认为它已经是一个乱世了。道德在那个年代已经紊乱,养活自己是正义,对他人尽忠尽孝是正义,对国家尽心也是正义,而这些正义之间又有种种纠葛与矛盾,让人是非难辨,于是出现了一批只相信自己的人。在那个欲望横流、毫无法治的世界上,他们选择追逐内心的信仰,在这个思想的乱世里,为这个国家、为心里的正义献出最后一份力量。
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正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一个不平凡帝国的灭亡,仿佛是一般的人,对周遭无感,对未来也茫然;嗅觉灵敏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谈不上哪里不对。实际上已经可以预见到冰山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论哪个角度、方方面面的停滞,都可以一叶知秋。犹如南美蝴蝶的翅膀微微煽动,就可以在非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论是文人高官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武将戚继光和官员海瑞;或者是思想家李贽;甚至是万历皇帝本人;都无一幸免成为历史的悲剧,无一幸免的悲凉而终,好像飘落的秋叶肃静,然后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长河。
先说说单个个体,海瑞,我们的印象和教育形象里,他是一个清官,典型代表形象是《海瑞罢官》。十几年前去了淳安县的千岛湖,特意去瞻仰了一下海瑞当时的府邸,当时感觉连风都是清凉的。然而,历史给出的评价竟然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可见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的解释。而当局和后人给予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褒贬不一。
戚继光—勇猛将领。南肃倭寇、北驱鞑靼,留下赫赫战绩。迷信与科学相结合,改良军事设备和钻研战术,然而也会送礼献宝、养妾生儿养老、最终被文官拖累而不得善终。全书中,作者对于戚继光的描绘是唯一花了重彩的,不但描绘了戚家军的筛选原则,训练要素,以及作战技巧,还从观察气象、记录天气季节变化等等,以及兵器的研究和应用实操…。不可否认,戚继光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代,都属聪明上进、睿智勇猛的将领。
首辅张居正,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人前维护的过于完美的形象,有才华和道德准则,然而,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这种人前人后的鲜明对比,导致了生前的繁华和死后的崩塌,让人内心十分复杂。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首辅申时行,虽然中庸、协调众官,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太跋扈,弄的“官不聊生”而申时行审时度势,才得以安生,但也落得个遭弹劾和辞官归田的结局。
思想家–李贽,思想特立独行,然而所属的生活时代政治凝固,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纷争,李贽的自相冲突实质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矛盾。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导致了最后的在监狱里自杀结局。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孝仿祖法。后来发现了对自己严格说教,自己十分敬重的首辅张居正的虚伪面,发现了人性的伪劣,以及对整个道德体系无能为力的局面,开始了他的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了整个决策机构的缺失和散漫。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体系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他有变革的激情和情怀,但是在如此的体系下,他也只能用悲观和无为来做无谓的抵抗。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十五年》
单个个体的悲剧,汇集成立历史时代的悲剧。以道德为纲绳,引导一个执政党去实施政法,最高旨意是礼法,任何人逾越不过。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这本书语言平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绘,逻辑和蕴涵的寓意却不似语言那么简单,它不是精美的点心蛋糕,它是相当于咀嚼荞麦面包,原汁原味无添加,个中滋味得自己体会。诚然,道德是基础和根源但不是万能,更不是法律。一切问题首先需从法律的层面去考虑,再延伸到道德层面。所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的又无法固定量化的原则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则其发展程度必定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延伸思考:大家都一致认为的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有着积极勤劳的本质,好客豪爽讲信用。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被偏解成了出门才会生,而回籍则会死。也就是得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也的确见识过老一辈的前辈们都是精英,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在家乡的却是安逸悠闲喝着功夫茶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了解潮汕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礼节的群体,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风俗习惯,来作为生活以及处事的纲本,而在外的潮汕人,融入的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环境,先有法律再讲人情,而不是用人情来道德绑架法律标准。所以,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离开家乡出外的人会比较成功的道理。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习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万历十五年》是由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自197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近日,通过拜读此书,深受启发。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1587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简单扼要的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年间,大明王朝歌舞升平,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一切却显得十分无序,各种潜规则盛行。张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废止,本人在死后也遭受株连,整个文官集团出于自身考虑完全不顾国家、人民,绑架整个社会意志谋取集团利益,连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也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潜规则。可以说,大明帝国精英群体身处在这种固若金汤的传统和潜规则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飞蛾扑火,或大声疾呼,但无一幸免,全都败下阵来。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清朝末期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虽聪慧过人,纵横捭阖,却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失败命运。
历史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了一样的拷问: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不疲于应付?如何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的思考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其实质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破除各种潜规则,让政府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可以让政府在落实政策时,更有底气和自信。读后感·我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旦形成思维的习惯化,这种公平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书中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蹄疾步稳。在此过程中,遭受反复,遭到攻击,遭遇诘难,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坚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万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优秀的人文素养,为我们今天如何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铜镜,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确立制度的思想、树立规则观念,摆脱人为干扰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当年《人民的*义》热播时,高育良反复提及的《万历十五年》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后来看到读书会内很多书友推荐此书,便果断下单。今时今日,终于有幸拜读。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书中以小见大,仅用区区几年的历史光阴分析了一个朝代的消亡史,乃至一个民族的注定衰弱与觉醒。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书中叙及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况断非个人的原因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古代无完善的法制与执行力,依赖道德约束人们,以使文官集团日趋强势,社会制度止步不前。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无海洋性国家的经验。未放眼全世界,未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致使我们故步自封,没跟上世界大潮流。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收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单独决定。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